网络暴力之恶从未如此直白地铺在我们眼前。

(资料图)

△《黑镜》第三季第6集《全网公敌》（Hatedin theNation）中的台词

2023年尚未过半，网暴“杀人”的悲剧已经数度上演，被网暴者的生命逝去，网暴者的声音仍然在网络空间流窜回荡，寻找下一个攻击的对象。

面对如此不公，惩治网暴的声浪越来越高。6月12日，最高法、最高检、公安部起草了《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明确依法惩治网络诽谤、网络侮辱、侵犯公民个人信息、线下滋扰等行为。

除了法律规制，了解网络暴力、针对网暴建立群体共识，也是治理网暴的关键。那么，网络暴力究竟是如何伤人甚至杀人的？我们要反对的是怎样的网暴之恶？

为了回答这一问题，我们搜集了2021年1月1日至今年6月8日期间，报道热度较高的102个网暴案例并进行逐帧拆解，看只言片语的恶意，如何步步汇聚，最终成为庞然巨兽。

压在普通人身上的一座山

早在互联网使用的初期，就有不少学者指出互联网极易爆发“火焰战争”——拥有高热度、高浓度的情绪含量，极化的恶意，也就是现在常说的网络暴力。

不同于传统暴力强调的物理伤害，网络暴力指语言和文字、图片、视频等信息共同营造的软暴力，它传播快，规模大，声源隐匿。可以说，网暴与不断升级的信息传播技术密切相关，是一个在互联网快速发展中诞生，并且愈演愈烈的难题。

网络暴力会在何种情况下发生？答案是，任何时间，任何事件，任何人。

对于已经离不开互联网的现代人，任何言行举止都有可能如蝴蝶振翅，引发一场网络暴力。

2022年，我国网民规模达10.7亿。同年，《网络暴力防控与网络文明专题报告》收集的全国303万份样本显示，62%的网友经历过不同程度的网络暴力。

网暴者会挑选怎样的受害者？

在我们统计的102个网暴案例中，网暴的导火索复杂多样：可能是占用他人的车位，可能是染了粉色头发，可能是奥运会比赛失利后发了一张自拍……从外貌到品德，从个人言行到公共观点，都可以成为攻击者的靶子。

经过编码发现，网暴的受害者超过六成是普通大众。

比起有更多公开信息、更高公共关注度的明星，普通人多是因卷入社会热点事件而突遇网暴。甚至不少被网暴者，本身已是社会事件中的受害者，他们的遭遇被当作“受害者也有罪”“一定有阴谋”的臆想素材。

2021年年末，刘学州在网上寻亲引发关注，当他向亲生父母索要赔偿时，被网友一口咬定为“自导自演炒作”；2021年5月，“错换人生28年事件”开庭审理，孩子生母曾被怀疑故意偷换婴儿，经历了半年多的网络暴力；今年6月，武汉一名小学生在校内被撞身亡，网友质疑其母亲在镜头前打扮精致，“别有用心”……受害者因为网暴，经历二次伤害的例子不胜枚举。

如果从性别维度看，女性更容易处于网络暴力的靶心。在我们编码的106个被网暴对象中，女性人数是男性的近两倍。

根据《经济学人》智库在2020年的调查，全球有近四成的女性亲身经历过网暴。制造和散播谣言是最常见的攻击女性的手段，其次是网络骚扰和仇恨言论。

尽管全球的女性都面临网络暴力的攻击，但在性别不平等问题更严重的地区里，女性遭受网络暴力的概率也更高。换言之，现实社会对女性的偏见，不仅映射进了网络空间，甚至可能加倍呈现。

不止“被骂”这么简单

网暴给人“铺天盖地”“洪水猛兽”之感，但如果将其拆解，会发现存在许多细分的类型。

言语侮辱是网络暴力最常见的形态，如同“开火”一般，对受害者造成最直接的冲击。

在我们统计的102个案例中，多达90个案例的网暴受害者遭到了谩骂、攻击等网络侮辱。从侮辱言论来看，网暴者并不满足于攻击当事人的言行，而是对其身份长相、社会关系、历史过往同样穷追不舍。

结合多篇文献和具体案例，我们总结出了11种网暴言论逻辑。侮辱、诽谤他人的人身攻击最为常见，且多与其他类型的网暴言论同时出现。

道德污名式的网暴言论占比位列第二，近六成网暴案例中存在对受害者的道德贬损、侮辱。

除了与事件要素直接相关的审判言论，还出现了流量时代的道德观表达失范，人们针对网络流量的道德被滥用，“吃人血馒头”“作秀”“炒作蹭热度”成为道德污名的高频词。同时，一些传统的道德枷锁转为线上，“不检点”“XX女”等词汇在女性受害的网暴事件中十分常见。

道德污名的问题在于，它往往缺乏事实依据，将不明确的信息作泛道德化处理，一口大棒砸向受害者，使其无从辩驳，陷入自证的泥淖。

当道德污名与主持公道式的网暴言论同时出现，自诩正义的网暴者以道德作武器，为自身行为寻求合法性。“正义执行”和“群体暴力”只有一线之隔，即使在当事人的确行事不当的案例中，非理性的网络审判频现，大错小错都可能直接被判“社会性死亡”。

贴标签也是一种常见的网暴逻辑。由于社交平台的碎片化传播特性，复杂的事件要素在扩散中不断被提炼、简化，成为一个个标签，事实变得模糊，甚至被篡改。例如，在一起复杂的亲子关系纠纷社会新闻中，事实的声量往往很难胜过“白眼狼”之类的标签性词语。

而处于信息扩散中后端的人们，溯源事实的占少数，高举标签摇旗呐喊的比比皆是。

除此之外，还有非此即彼的“挑起对立”，我即世界的“有违常规”，极端审判的“网络处刑”......网络表达之所以常陷入失序状态，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——当下，在网络发言时尽力规避侵害性的言语逻辑，尚未成为一种群体性的共识。

造谣诽谤也是网暴的一个重要形态。

网络诽谤的案例占到了总数的三成以上，诽谤式人身攻击、身份诬陷等网暴言论也不在少数。流言如刀，三人成虎、曾参杀人的故事仍在网络空间上演。

网络的匿名性降低了造谣的成本，过半案例的谣言“张口就来”，是毫无根据的凭空捏造；以讹传讹的造谣方式占比20%；“开局一张图，内容全靠编”的造谣方式也相当常见。由于社会事件时常先在社交媒体平台发酵，专业媒体进场的时间差客观存在。未核实的错误信息就在这一空档里快速传播，造成不可逆的伤害、难以弥补的损伤。

言语本身就拥有行动的力量。英国哲学家奥斯丁在《如何以言行事》中强调了这一点：说话就是做事。即便网暴并非肉搏，但语言带来的痛感和伤害同样真实。

更糟的是，新的技术，又催生新的网暴形态和语言。造谣的手段随着技术发展愈显凶劣。我们观察到，在被造谣的网暴受害者中，女性占比高达66%，且她们最常遭受的谣言诽谤是“涉性”内容。AI深度合成技术等工具被网暴者利用，加剧了谣言的伤害烈度。作为造谣诽谤的主要受害，女性首先受到了冲击。今年3月，#女子地铁照被AI一键脱衣传播#的事件引发关注，网暴者利用AI工具将一位女性博主的日常地铁照“一键脱衣”，并造谣其裸体乘坐地铁。

防卫难、澄清难、上诉难

为什么要在意网上那些发言，不看不就行了吗？这样的疑问常常抛向被网暴者。

但从网暴的泥潭中抽身，远没有想象中轻松。要理解这一点，我们需要知道网暴到底让受害者遭受了怎样的痛苦？为什么网暴似乎永无止境？

网络暴力从发生的那一刻起，就是一个看不见尽头的深渊。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王宇在《南方都市报》的采访中表示，被网暴者在短时间内，无法按照以往处理事情的方式应对海量的信息。他们的人格、自尊、个人价值被过度贬损，会反复回想自己做错了什么，陷入自我怀疑的恶性循环。

“粉色头发女孩被网暴去世”事件的当事人郑灵华，在8月初被网暴时曾尝试一条条正面回复辱骂：“您好，如果你认为我不是好女孩，请直接和我对话。”“我不是音乐老师，我是学生，请问您有什么意见？”“您好，我是当事人郑灵华，请问您认为我有什么目的，请直接和我对话。”

这些争辩和澄清的效果甚微。郑灵华的心理状况每况愈下，于10月底抑郁症复发，最终离世。

网暴的余震持久，主要因为网络空间的封闭特性。有学者提到网络暴力和家庭暴力有一些共性：身处封闭场域，长期受虐。家庭暴力的研究者认为，经历长期的暴力关系，人的心理认知和行为模式会逐渐改变，从试图反抗变为无奈接受，并认为自己不可能逃脱。

这一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被网暴者的心理变化。随着网暴的持续，他们的反抗逐渐减弱，不再相信自己的行为可以带来任何改变，或者任何可以预测的结果。这种“心理瘫痪”的状态，不会在物理断网后消退，反而极易一步步走向抑郁，甚至自杀。

作为自我保护，大部分人在遭遇网暴后会采取回避式的手段。根据《网络暴力防控与网络文明专题报告》，网友应对网暴的方式主要是关闭或过滤评论，向平台举报，以及不予理会。选择主动应对、诉诸法律的人不到三成。

我们编码的106个被网暴对象中，也只有21人主动报案或起诉，占比不到20%。

网暴维权有多难？2023年，江歌母亲江秋莲诉网暴者案宣判，历时5年才让网暴者接受法律制裁。而更多人即使起诉，也未必能让网暴者承担法律责任。在21位当事人的案例中，只有8位获得了明确胜诉。

根据2022年中央网信办《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》，造谣、侮辱、人肉搜索这三类网络暴力的形式，已有相关法律判例按《刑法》中的诽谤罪、侮辱罪、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，对实施者追究责任。最高人民法院今年发布的《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将违背公序良俗、伦理道德的不良信息也纳入了违法范畴。

但中国政法大学张凌寒教授在论文中提到，网络暴力的惩戒仍很困难，其根结在于举证和归责。

拿举证来说，就算当事人能通过平台拿到网暴者准确的身份信息，许多网暴者的言论也很难被认定为侵权。

以“粉色头发女孩被网暴去世”事件为例，“你算什么研究生？”“把头发染得跟陪酒的一样。”这些阴阳怪气、煽风点火的发言在内容上并不构成侵权，它没有达到侮辱、诽谤或破坏公序的认定标准，尽管它显然对当事人造成了精神伤害。

而在繁琐的举证过程中，当事人还需忍受巨大的心理压力，反复经历曾经的伤害。“第一次被网友同学朋友告知的时候不得不看一遍，搜集证据的时候又不得不看一遍，做公证的时候必须把每条言论都一一看一遍，律师处做笔录再次一一看一遍......” 郑灵华在社交媒体上这样描述举证的煎熬。

追责的困难，则主要因为网络暴力的群体性、聚合性特点。江歌母亲江秋莲从2018年起奔波于福建、北京、青岛、上海等多地法院，对不同网暴者提起了近10起诉讼。但在数以万计的网暴者中，她也只能着力于少数几位带头者。

诚然“雪崩的时候，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”，可每一片雪花到底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，却很难一一认定和惩罚。责任稀释后，受害者无法得到有效救济，相反，却在这一漫长的拉锯中，遭受到二次、三次的精神创伤。

张凌寒指出，传统制度以惩罚和救济个体为底层逻辑，面对群体性的网络攻击，有些鞭长莫及[8]。真正解决网暴，需要更多的组合式治理，需要治理更贴合互联网的特性，这样的努力应当一直持续下去。

可以说，与网络暴力的抗争，在个人、群体、国家层面，都是一场不能停息的持久对抗。

注释：网暴言论逻辑的分析维度依据《我们与恶的距离：谁是下一个网暴目标?》《“贴标签”“群氓效应”“道德假期”——如何认识网络暴力背后的社会心态？》两篇文献并结合案例总结得出。

具体分析维度释义如下：

1. 人身攻击：故意捏造事实，诽谤他人、侵犯他人隐私而使得他人在精神上、生活中受到了侵害并造成了严重后果一一侵犯名誉权。

2. 道德污名：对人进行道德上的贬抑和侮辱。

3. 贴标签：给人随便贴上“猥琐男”“暴力女”“陪酒女”等恶性标签。

4. 模糊事实：简化信息，模糊事实甚至脱离事件本身，把焦点引至其它无关方面。

5. 挑起对立：挑起身份、地域、群体间的对立和矛盾。

6. 主持公道： 源自于自诩正义、总站在道德制高点上，去劝别人善良，要求其在具体事件中伸张正义、见义勇为，若对方达不到这个要求，就对之实施攻击谩骂。如在马路上面对有老人摔倒“扶不扶”等议题。

7. 身份诬陷：对人的身份/职业等进行诬陷诽谤。

8. 有违常规：不符合我的既有印象就是错的 。网民对某一群体出现了固有的标签和印象，如果不符合该印象，就会陷入主观猜测和解读。

9. 网络处刑：以伸张正义之名对人进行审判，比如“这种人应该去死”“快把他抓进去”。

10. 窥探隐私：搜索并传播涉及当事人隐私的图像、文字等信息。

11. 恶意怂恿：催促已表现出轻生倾向的当事人完成自杀行为。